《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形成于協(xié)商籌建新中國的偉大實踐。1948年4月，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布紀念“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奠定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基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由此確立。回顧多黨合作史，我們看到，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三十年中，中共領袖和民主黨派領袖之間的個人交往，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確立打下了堅實基礎。回顧這種交往，對我們弄清楚多黨合作從何而來、因何而興、如何堅持，對我們堅守初心、不負使命，繼續(xù)鞏固、發(fā)展、推進多黨合作，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良好的啟迪作用。

一

　　草木有萌芽，江河有起源。多黨合作從何而來？第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與第一代中國民主黨派領袖之間的交往，孕育并催生了多黨合作，或曰，多黨合作即來于斯。

　　和常人的交往一樣，領袖們的交往也大致由相遇、相識、相交、相知、相信、相助這六個環(huán)節(jié)次第構成；而在這六個環(huán)節(jié)之前，往往還有“神交”先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第一代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與數(shù)位第一代民主黨派領袖交往的史實。

　　毛澤東與民革榮譽主席宋慶齡的交往始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毛澤東與宋慶齡（當時在上海）雖然“緣慳一面”，但其幾十年的情誼由此“神交”而定。1926年1月8日，毛澤東與宋慶齡一起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從此相遇、相識，開始交往，并相互支持。1927年，毛澤東發(fā)動秋收起義；遠在莫斯科的宋慶齡，高度相信毛澤東等共產(chǎn)黨人發(fā)動的武裝暴動的正義性，她認為，這“表示了一個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決心”，并表示：“假如我回國的話”，將“參加工農斗爭”，與勞苦大眾一道“戰(zhàn)勝血腥的反動派”。1933年9月30日，宋慶齡在上海主持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zhàn)爭委員會遠東會議，毛澤東在瑞金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致電，表示堅決作大會有力后盾；毛澤東等人率領中央紅軍達到陜北，宋慶齡致信毛澤東表示祝賀，毛澤東則對宋慶齡此舉給予高度評價和熱情稱贊。毛澤東與宋慶齡的交往，被譽為“友誼與合作的一面旗幟”。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相遇始于1920年，交往則始于1945年。1945年7月，時值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黃炎培等6人為促使國共恢復商談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這位“蓋世的英雄豪杰”共同留下了“窯洞對”。與毛澤東的促膝長談，“使他從朦朧中看到光明燦爛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氣，成為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睆难影矚w來，黃炎培頂著巨大的壓力和威脅，不避“為共黨做宣傳”之嫌，發(fā)表了轟動國統(tǒng)區(qū)的《延安歸來》。陳毅曾對黃炎培說：“那個艱難的年代，能為共產(chǎn)黨說話的，空谷足音，能有幾人？”

　　在各民主黨派領袖中，馬敘倫與中共領袖交往甚早?！拔逅摹币郧埃R敘倫與“南陳北李”就是北大同袍，也曾和李大釗并肩同北洋政府斗爭。馬敘倫先后兩次冒著生命危險，幫助陳、李二人在反動軍警的追捕中脫險。1927年，李大釗犧牲后，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室中“空無家俱，即有亦甚破爛”。家屬無計為生，馬敘倫遂與李大釗生前同仁友朋捐款相助?！八摹ひ欢焙?，馬敘倫利用自己的影響營救了不少共產(chǎn)黨員?！拔靼彩伦儭鼻昂?，他受中共委托兩次入川，勸說劉湘采取反對內戰(zhàn)、團結抗日的立場，減少了川軍對紅軍和張學良部隊的威脅。馬敘倫與毛澤東，兩位領袖曾經(jīng)“往昔共事北大”，雖然“相交失臂”，但神交甚早。1948年4月，延安重光，馬敘倫立即電賀“毛潤之先生”；1946年6月23日，“下關事件”發(fā)生，馬敘倫、雷潔瓊等人身負重傷，毛澤東、朱德從延安致電馬敘倫等代表，表達贊賞和慰問之意?！昂却嬷海煅娜舯揉彙?。陜北江南，隔山阻水，但領袖們的心是相通的、連在一起的。

　　毛澤東與李濟深的相遇、相識始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參會，在此期間與時任粵軍一師師長、江西善后督辦的李濟深相識（同年11月，李濟深擔任黃埔軍校教練部主任，與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相遇、相識，并一同在黃埔軍校共事）。

　　毛澤東與張瀾的相遇、相識、相交雖較晚，始于1945年8月，但早在五四時期，張瀾就從少年中國學會的王光祈口中聽到了有關毛澤東的介紹，故二人一見面，就不約而同地稱“神交已久”。繼之，毛澤東多次親臨特園，與張瀾“密談”“長談”“暢談”，彼此傾吐心曲，使張瀾等人如坐春風、如飲醍醐。自此，民盟在張瀾等人的帶領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上，邁出了與中共一致的步伐。

　　作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卓越領導者和模范實踐者，周恩來與各民主黨派領袖、無黨派人士交往，范圍之廣、次數(shù)之多、頻率之密，在中共是首屈一指。

　　周恩來與黃炎培的交往非常典型。周、黃二人的相遇，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我同職教社是有一段因緣的——在重慶職教社所辦的‘星期講座’講演過，給《國訊》（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主辦的刊物—筆者注）寫過文章”。其時為1938年。從那以后，周、黃二人結下終生情誼，面晤頻繁，次數(shù)難以統(tǒng)計，有時候幾乎是朝夕相見，用黃炎培的話說，就是多次與周恩來“長談”、“深談”。

　　抗戰(zhàn)期間，周恩來與章乃器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其時主政安徽省財政工作的章乃器，每年都想方設法撥付三萬元給新四軍做軍費，而國民政府下?lián)艿能娰M幾年總額也不過六、七萬元；他利用手中資金，購得大批川鹽、醫(yī)藥、糧食運到根據(jù)地，解決了皖西軍民抗戰(zhàn)的亟需，他還盡可能地將槍支彈藥送給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同時，章乃器還舉辦了兩期財稅訓練班，培訓了近700名學員。后來毛澤東見到章乃器時，曾握手表示感謝說：“你在安徽為我們黨培養(yǎng)了一大批財經(jīng)干部，并協(xié)助黨建立大別山革命根據(jù)地，為黨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

　　在抗戰(zhàn)期間的重慶，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廣交勤交民主人士。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41年,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與中間黨派在重慶的聚會商談就有20多次?！懊裰髦摇钡奶貓@，更是周恩來等人常詣之所。在南方局工作的日子，周恩來幾乎會晤了所有民主進步人士在渝“群賢”。后來成為致公黨主席的黃鼎臣回憶說：“周恩來在重慶負責南方局工作，從不放過任何同黨外人士接近的機會?！边B曾是國民黨中統(tǒng)負責人徐恩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由衷感嘆道：“周恩來搞統(tǒng)戰(zhàn)，猶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細數(shù)吾黨同仁，難有與其相匹敵者也！”——其實，不是“難有”，而是根本沒有！

　　中共領袖與民主黨派領袖的交往形式主要有兩種：會面晤談、電函致意。

　　1945年在重慶談判的43天中，百忙之中的毛澤東，在重慶“三園”等處，廣泛而又深入地會晤了當時在渝的民主黨派領袖和著名的無黨派人士：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馮玉祥、李燭塵、胡厥文、郭沫若、王昆侖、許德珩等人。其中到特園有六次之多。這些會晤，有幾次“密談”都長達3小時以上。在此期間，毛澤東得知“九三座談會”正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特地會見了許德珩夫婦，明確建議：九三座談會應辦成永久性的組織。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鼓勵和指導，“九三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學社”。

　　有關史料表明：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產(chǎn)黨與民主黨派舉行的會面晤談有120次之多 。

　　1949年，毛澤東在入住北京雙清別墅大約半年時間里，先后會見了張瀾、李濟深、黃炎培、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司徒美堂、陳叔通等人。毛澤東向眾人就新政權的建設、新中國的建立，咨諏善道，察納雅言；而眾人也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故研究者與之將后來召開的新政協(xié)相提并論：“香山議國是，政協(xié)商國是”。其間，周恩來、劉少奇等亦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領袖與民主黨派領袖聯(lián)手寫下了足以傳諸后世的團結合作光輝篇章。

　　1949年以前，中共領袖和民主黨派領袖，各自身處不同戰(zhàn)線，因此，雁帛鯉素，電報和信件就成了交往的最常見形式。限于篇幅，僅舉二三例。

　　自1927年武漢一別，及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宋慶齡再次相見，18年間，二人電函不斷，互通聲息，情誼不斷增進和鞏固。

　　毛澤東十分擅長和高度重視發(fā)揮電函作用。僅1936年3月至8月，毛澤東就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親自致函各黨派、民主人士、學術師友、社會賢達共70多人，將共產(chǎn)黨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主張昭告天下。

　　新中國成立后，電函仍然是毛澤東與民主黨派領袖及無黨派人士交往常用的一種形式。僅以1949年10月1日——1950年12月31日這一時段內的毛澤東與黨內外“復信”為例。當時，作為全國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日理萬機，宵衣旰食、夙夜匪懈；同時還心負喪子之痛。但就是這樣，毛澤東給黨內黨外回復信件竟達140多封，其中，“復信”民主黨派領導人宋慶齡、黃炎培、馬敘倫、程潛、柳亞子、陳銘樞、李燭塵、羅隆基以及陳叔通及其他無黨派人士就有134封之多。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通過這樣的交往，共產(chǎn)黨與民主黨派，無論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道義上、政治上、經(jīng)濟上、物質上都互相支持、互相幫助。

　　第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和民主黨派領袖在交往中，雙方都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推心置腹，開誠布公，“肝膽冰雪，表里澄澈”——這難道不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歷史由來嗎？

　　那么，這種交往何以就成了多黨合作的起始？試問：沒有交往，哪來合作？在這種交往互動中，共產(chǎn)黨彰顯了領導力，贏得了真誠的朋友和真心的諍言；民主黨派顯示了自身價值，獲得了前行的動力和奮斗的方向。

　　相遇、相識、相交、相知、相信、相助——這是中共領袖和民主黨派領袖們交往的大致軌跡，而多黨合作正是沿著這軌跡形成、發(fā)展、前進，從新民主主義時期進入社會主義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