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6年初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是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時商定的。會前國民黨為孤立共產(chǎn)黨，操縱會議，在代表名額問題上大做文章。馬敘倫等民進領(lǐng)導(dǎo)人為盡可能使會議取得積極的成果，采取了冷靜積極的慎重態(tài)度，會前撰文指出要取得會議成功，執(zhí)政的國民黨應(yīng)當(dāng)首先無條件地還政于民，實現(xiàn)民主政治并呼吁參會的無黨無派者代表要同心協(xié)力，促進民主。

　　在有些早婚風(fēng)俗的地方，三十五歲的人們便抱孫兒了。這么長長地三十五年里，正可以建家立業(yè)造成自己一段好好的歷史，但是我們中華民國轉(zhuǎn)眼三十五年要開始了，過去三十四年里怎樣呢。

　　只要上五十歲的人們，對于過去三十四年里的情形，大概都不會忘記光了，或者件件樁樁都還在心中目中。

　　我們也不愿費筆墨再來詳細檢討一番，說個大概，中華民國這塊金字招牌，總算不會被什么皇帝啦、復(fù)辟啦、執(zhí)政啦、大元帥啦剔金換字；一輩軍閥，群兒自王，敢作敢為，卻不敢和他開一開玩笑；為的袁皇帝費了很大的勁兒，還不會卸下這塊牌子，已經(jīng)證明了民意所在。

　　至于說到政治，依然和滿清是“魯衛(wèi)之政兄弟也”，雖則花樣翻新到也不少，總是人家說應(yīng)該有這樣，就來備這樣，人家說這兒缺那樣，就去補那樣，無非頭痛救頭，腳痛救腳，我們從來不會看見像戲園子那樣鑼鼓兒未敲，先給人家曉得了從跳加官到壓軸的一套戲目，就是國民政府從廣州到江寧和到重慶的作風(fēng)，也不過改唱京戲為文明戲，或者來一套話劇。這是什么原故呢。第一，當(dāng)國者除了新舊八股式或者對策式的一套自吹自唱以外，根本就不曉得政治是什么。第二的確也沒有像樣的政治家可以幫助他，雖則有唱拿事實來表現(xiàn)的，也不過如是如是。因此三十四年里政局到屢變而不一變，總是大桀小桀大貉小貉，一言以弊之，官僚政治而已。

　　我們曉得滿清同治中興以后，政治上并無刷新，而貪污的風(fēng)氣到日甚一日。練海軍，經(jīng)費先造頤和園了，造鐵路，太后先受賄了，（道清鐵路）辦一切一切的新政，也無非給上自宮闈，下函末吏，荷包里裝得滿滿。試問中華民國三十五年里是否還是這樣？不客氣的說不但是這樣而且更利害呢。（并非瞎說）

　　滿清時代的軍隊，到不是私人能把持的。中華民國特殊的成績，就是軍隊私人化，所以從袁世凱以來，衣缽相傳，不外恃有部曲，可以任所欲為，管什么民眾不民眾，有什么政治不政治，只是盡量擴張自己的權(quán)力，剝削民眾的皮肉，吸收民眾的膏血，供一群官僚的享受。（官僚和軍閥本質(zhì)相同，軍閥是官僚的有武力者而已。）

　　從政治兩個字面來講，我們到不能不頌揚滿清和袁世凱時代，盡管什么不行，到是按班就部，還得表面政齊，甚而至于北方軍閥時代，也還有點范圍。除了張作霖我太不曉得外，不常聽見自居一國的元首，卻有一道一道的手諭下來，而一個行政的中樞，也可以朝令夕改。至于這次接受投降表現(xiàn)的情形，除了一部分可以委托于事出倉卒，預(yù)備不及，大部分情形，若叫醫(yī)生來說，一定是病理的變態(tài)。但是病理有細菌作用的，我們就要問這種細菌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