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wù)的工廠在寶山路路南，大門向北。中午和傍晚放工，好幾千人一齊擁出來，真?zhèn)€浩浩蕩蕩。編輯每天只上六個小時的班，比工人遲一小時上班，早一小時下班，還來得及趕一場電影再回家吃晚飯。不知中華、世界等幾家那時是否也有這樣的優(yōu)待。商務(wù)編輯部有三百來人，好幾十位是出了名的大學者大教授，也有不少學歷很低甚至沒有學歷，進了商務(wù)幾乎從頭學起，在實干中鍛煉出來的，我知道的就有沈雁冰、楊賢江、胡愈之、章雪村、徐調(diào)孚等幾位先生，他們都是我父親的好朋友。父親進商務(wù)的時候，路北的東方圖書館還沒落成，編輯部還在工廠的西南角，一座叫作“涵芬樓”的洋樓里。我放了學常去，等父親下了班，帶我去本來要走過的夏令配克看電影。國文部一共四個人。沈雁冰先生從《小說月報》調(diào)回來已經(jīng)一年了，一位是蘇州同鄉(xiāng)丁曉先先生，還有一位記不清是誰了。四個人除了編輯教科書，還編《學生國學小叢書》，似乎各干各的，沒見過他們商量什么。

　　香山路有條新落成的弄堂，叫仁余里，房子都空著。伯祥先生和我父親都決定再搬一次家，雖然離商務(wù)遠了一倍，但可以一家租一幢，獨門獨戶，住得寬舒些。伯祥先生家人多，挑了第三弄中間帶過街樓的一幢，把前樓布置成了像模像樣的書房，靠墻是書架和書柜，大半是疊得齊齊嶄嶄的整部線裝書。王先生的書是不準許孩子們碰的，他自己老拿著雞毛帚，東撣撣，西撣撣。過街樓一分為二，朝北的半邊作起居室，朝南的半邊是王先生夫婦的臥室，夏天前后各開一扇窗，那穿堂風可涼快了?？删褪沁@過街樓，把患失眠癥的王先生害苦了，每天夜里有人在過道里乘涼打骨牌；有一種牌叫“挖花”，一邊挖一邊還要唱，悠揚婉轉(zhuǎn)，不知唱些什么，總之是寧波口音，越聽不清越叫人提起精神聽。我父親特地寫了篇《骨牌聲》，刊登在《文學周報》上，替王先生討?zhàn)?。無奈那幾位打牌的是什么報刊也不看的，加上了“文學”，他們還是個不看。

　　我們家住在仁余里第四弄，靠近西邊盡頭，門牌廿八號。鄭振鐸先生早關(guān)照我父親：“搬家不要忘記，把文學研究會的招牌帶了去?！卑峒夷翘烨逶?，我父親站在凳子上，親自把這塊藍底白字的牌子撬了下來，到了仁余里，又站上凳子，親自把牌子釘在廿八號的黑漆大門上。他怕別人不小心，崩掉了一小塊搪瓷，或者把牌子釘?shù)猛嵬嵝毙钡?。文學研究會的日常事務(wù)，本來誰有條件誰就搶先去辦。單說《文學周報》吧，從撰稿、編輯、校對，到包裝、郵寄等等，全由十來個人自己動手。胡愈之先生說：“……我們總覺得非常驕傲。用了自己的紙墨，寫出我們自己心里所要說的話，毫無顧忌地寫出我們要說的話；用了我們自己的錢，印刷我們自己的出版物；又用了我們自己的勞力，包封寄發(fā)：總之是拿我們自己的心底的東西，由我們自己直接貢獻給讀者，這不該我們驕傲嗎？”

　　鄭振鐸先生當時的忙碌，我父親是十分清楚的，并感到慚愧和不安?！缎≌f月報》社的編制跟一般的月刊一樣，也是四個人，徐調(diào)孚先生的確是個可以依靠的得力助手，可是其余兩位都不過充個數(shù)而已。他把文學研究會的搪瓷牌子叫我父親帶走，意思就是《文學周報》的事，今后請多關(guān)照。這樣一句潛臺詞，我父親還能聽不懂。集稿、發(fā)排、校對的事，父親早就承包了，如今還得按時分派大家寫封套、貼郵票，通知大家去印刷廠把周報折疊好，裝進封套，送到郵局。更麻煩而且瑣屑的是世界文學家肖像明信片的函購工作。這種明信片先后印了六套，每套六張，售價兩角。父親把他的大書架騰了出來才好分套存放。拆信、登記、配貨、分寄，好在都由我母親這位私人書記擔負了。不通匯兌的地方來函購，貨款可以用四分以下的郵票替代。寄來的郵票有的在路上受了潮，互相粘成一張薄餅。母親就得像洗手絹似的，把這樣的薄餅浸在清水里，待郵票上的膠水化了，才輕輕地撕開，攤在毛邊紙上陰干。我要幫忙還不讓。

　　“仁余里廿八號”可以說是文學研究會的代號，印在《詩》和《文學周報》的版權(quán)頁上，都作為“社址”和“發(fā)行處”；印在世界文學家肖像明信片的廣告上，作為函購處。從表面上看，是個租不起店面的小鋪子?？墒怯袃蓚€特點，一是地點僻靜，一是郵件多。沈雁冰先生于是征得我父親同意，把仁余里廿八號作為共產(chǎn)黨的一個聯(lián)絡(luò)點。任務(wù)有兩件：一是收到的信中，封面上寫著“鐘英先生啟”的收藏在一邊，由他派指定的人來取。二是某些晚上，要借我們家開會。哪天開會是先一天商量定的，看是否方便。人數(shù)至多十一二個，到時候先來一位跟我父親相識的人，我們?nèi)叶蓟乇艿綐巧?，后門就由他管。人陸續(xù)到齊了開會，說話都很輕，樓上聽不清。父親母親仍舊做自己的事。九點多鐘，人陸續(xù)散去，那個先來的人輕輕上樓來道聲謝，父親就跟他下去閂上后門。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初，沈雁冰先生是上海黨內(nèi)的重要人物。他自己決不會說的，我父親沒有打聽問訊的習慣，大概是看出來的。楊賢江先生是黨員，我那時就知道，也知道不能說。一九四九年八月，看了父親寫的紀念楊先生的短文，才知道他發(fā)展過我父親入黨。短文中說：“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黨式，我沒有答應(yīng)他。”“沒有答應(yīng)”并非“婉謝”，很可能因為驟然間沒有心理準備。在革命勝利之日，父親作文紀念已去世近二十年的好友，怎么能忘記他當年相知之深呢？還有瞿秋白先生，我也是看了父親一九四九年六月寫的紀念短文，才知道他當時也見過好幾回面，在鄭振鐸先生家里。其實他就住在順泰里，父親只怕他有所不便，只去探望過他一回。以社交論，母親她們跟父親他們很不相同，至少在節(jié)拍的快慢上。我母親初到上海，在永興坊就結(jié)識了楊賢江的夫人姚韻漪；后來跟我父親去鴻興坊結(jié)識了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沚；不久又結(jié)識了瞿秋白先生的夫人楊之華。她們好像都參加上海市各界婦女聯(lián)合會。于是我母親就常出去開會，先是個把星期一回，接近“五卅”會就越來越多了。母親還擔負些文書事務(wù)，吃過午飯出去直到吃晚飯才回來。好在祖母身體硬朗，還能做些家務(wù)，妹妹至美也自己會玩兒了。

　　記得豐子愷先生有篇散文《逃難》是這樣開的頭：他問孩子最喜歡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竟是“逃難”。平時天天一樣過，有點兒厭煩了。逃難可變化無常，搬來躲去，有什么吃什么，聽不相識的人講從未聽過的話，比聽公主妖怪有趣多了?？墒俏矣龅降念^一次逃難不大夠勁，江浙戰(zhàn)爭突然爆發(fā)，頭一晚還有點兒意思，母親帶我們住在西藏路的一個小客棧樓上，窗口可以望見馬寶山餅干公司招牌上圍著的紅綠燈不停打轉(zhuǎn)?？墒堑诙煸缟?，王伯祥先生找來了，說在愛文義路租了個樓面，他家人多住前樓，我家住后樓。二房東敲竹杠也只得由他，總比住客棧便宜，讓我們收拾了跟他去。還是弄堂房子，過鐵柵欄就是北火車站，這難還不如不逃呢。

　　這一回軍閥爭奪地盤就是江浙戰(zhàn)爭，火線卻在上海以北的黃渡瀏河一帶，往北的火車不通了。過了兩天，父親才繞道走水路從蘇州回的上海。母親怪他說：“風聲這樣緊了，你為這點小事還非得趕回蘇州去。害得大家擔心了好幾天。”父親沒作聲，要不是惦記著一家老小，說不定還得耽擱幾天才回來呢。戰(zhàn)事停后，他和伯祥先生等商務(wù)的幾位同事，租了一輛卡車去瀏河憑吊戰(zhàn)場，寫了一首長詩?！杜讼壬陔y中》的構(gòu)思，不用說就是在這場戰(zhàn)爭中形成的。

　　父親沒加入共產(chǎn)黨。不久國共宣布合作，他和母親，還有伯祥先生受某位黨員同志的慫恿，加入了國民黨，說這樣做有利于加強國民黨中的左派力量。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孫中山先生逝世，三月廿三，上海市民在老西門體育場開追悼大會。那天清晨，父親母親就出去了，吩咐我趕早吃午飯，跟著伯祥先生去參加。我左手舉著小旗，右手緊拉住王先生的手，胸前別著一塊比銀圓還大的洋瓷像章。一路快跑到了北火車站，乘電車直達老西門。體育場里已經(jīng)人山人海，講話的用個鐵皮卷成的喇叭攏在嘴上，聲嘶力竭，站遠點兒的還是聽不清楚。望見主席臺的大照片下也站滿了人，認得的只有振鐸先生一個，他個子高。我緊攥著王先生不放手，散會時街燈都亮了。走到老西門正好碰著我父親。電車擠不上，父親說站了老半天，找個地方歇歇腳吧，走過一個小酒鋪，就進去找張桌子坐下。兩位老人家一人要了壺紹興，買了幾碟小菜，叫我吃著。王先生問：“?？邢挛膯?？”父親說：“幾個方面碰過頭了，說商務(wù)要出，就讓給商務(wù)吧。可是人多口雜，最快也得到年底才能見書?！彼麄冋劦脑瓉硎悄潜尽都o念孫中山》特刊，他們沒想到過了兩年半，這本特刊才得以出版。這也不能全怪商務(wù)拖沓，中間隔著個“四一二”呢。我父親早就寫給特刊的那篇《赤著的腳》，是以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出席廣東全省第一次農(nóng)民代表大會為背景的，真?zhèn)€是大失時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