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夏侯橋公立小學耽了一年。一九〇七年年初，草橋蘇州公立中學頭一次招生，父親就近去報了個名。考生大約只五六十人，可能全錄取了。榜上分作兩個年級：父親和章君疇先生等二三十人在一年級；王伯祥、吳賓若先生等二三十人在二年級。顧頡剛先生在夏侯橋多念了一年，是第二年進草橋的插班生，大約入學考試得分可觀，插進了王先生的一級。高一年級，按通例該早一年畢業(yè)，可是不然?！爸袑W的畢業(yè)文憑抵得上一個舉人呢。不說十年寒窗，讀滿五年是不能再少的了！”校方分明是商店老板的心態(tài)。買客們一估摸，自己已經(jīng)占了個絕大便宜，還要殺價也太不體面了。這么一來，開頭那兩個年級實際上給扯平了，跟以后的各級相比，同學之間自然更加親密，難舍難分。轉(zhuǎn)眼就是五年，經(jīng)過辛亥革命，大家把辮子都剪去了，還有誰惦記著舉人頭銜這勞什子呢？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公立中學的開頭兩班同時畢業(yè)，領到了中華民國的畢業(yè)文憑。

　　蘇州公立中學從創(chuàng)辦到現(xiàn)在，將近一百年了。校址在皇廢基北頭，玉帶河草橋南堍路東。河和橋大概不復存在了，“草橋”作為地名，也許還得保留若干年。在這將近一百年中，校名換了多少回，招牌換了多少塊，恐怕沒人能說清楚。如今掛著的一塊，是我父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寫的：“蘇州第一中學”。先前，蘇州人似乎不管校門上掛的什么牌子，總管這里的學校叫作“草橋中學”，甚至簡稱“草橋”，看來絕非貪懶圖省事，而是包含有歷史淵源的親昵。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和妹妹弟弟三個，陪八十又半的父親回故鄉(xiāng)蘇州懷舊，“草橋”自然是個重中之重的懷舊點。我們特地挑的星期天。推進那虛掩著的面向西南的木板大門，見前面有石階的四扇二門還在，門上鑲著的刻花厚玻璃居然也完好如初。走進二門，四四方方一大圈平房，當年的禮堂教室等，也還是老樣子。被圈在中間的操場空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順著走廊來到東北角，看到藏在后面的那座小洋樓，當年作為圖書館的，也還在。有位女同志看見了，招待我們上樓休息。至美至誠從未來過，父親和我熟悉而又陌生，一時想不出有什么可談的。坐了一小會兒，下樓走原路出來?；氐阶呃壬?，那位女同志總算想出一句話來了，興奮地對我們說：“隔兩年請再來看看，平房就全都改建成一排排三四層的新教室了?！备赣H趕忙說：“不要挨得太緊，各排之間要種些花木才好?！闭f著就到了二門口，父親問：“這座二門呢？”“當然也得拆掉?！彼χ卮?。父親默不作聲了。民國元年，他的全班同學簇擁著可敬可愛的監(jiān)督（就是現(xiàn)在的校長）袁俶畬先生，來到這座二門前，分排站在臺階上，攝過一張畢業(yè)留別照片。六十三年前的那很可回味的一咔嚓，這位年輕的女同志當然不可能知道。

　　民國元年就是一九一二年，那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袁俶畬先生是參事，又是江蘇省代表，當然非參加不可。八日下午，有同學聽說袁監(jiān)督才回來，就要走的；政府尚需議定憲法，他正忙著呢。第二天一清早，同學一齊趕來了，都說要跟袁監(jiān)督留影紀念。有同學說：而今已是民國了，還按遜清定下的滿洲規(guī)矩，穿著長袍馬褂，到底算哪一出呢？大家說這話不錯，一致同意統(tǒng)統(tǒng)換上西服革履，卻忘了先做個統(tǒng)計，全班二十個同學，有幾位已經(jīng)置備了這全套外國行頭。大家趕出趕進，像一群掐了腦袋的蒼蠅，結果還是借了大圍巾和長大衣來充數(shù)的居多，十一點鐘二十人按時集齊，照相館已把照相機扛來。趁日頭正好，讓西裝革履的幾位站在前排，陪著唇上留髭的西裝革履的袁監(jiān)督。我父親是圍巾大衣派，站在后排，照片右邊的犄角上。

　　袁俶畬先生名希洛，去日本留學時加入的同盟會，回國前已剪去了辮子。一九一〇年年初，他接替蔣韶九先生任“草橋”的監(jiān)督，暗地里仍從事革命活動。在“草橋”，他除了向同學宣傳孫中山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等主張，還特別注意軍事訓練。顧頡剛先生曾在文篇中回憶說：“先生欲以我輩為革命干部，假提倡體育為名，向撫署（蘇州巡撫衙門）請領槍支實習；巡撫程德全允之，遂排隊至軍械局，領前膛槍約百支。學生數(shù)目倍于槍，一槍二人共之?！备赣H在《掮槍的生活》中敘述了同學們?nèi)蔽溲b，興高采烈行軍打野外，掮的卻是可以連發(fā)五響的后膛槍，不是淘汰下來的老式前膛槍，也許是袁監(jiān)督設法弄來的另外一批了。不管前膛后膛，操練就為的獻身革命。武昌起義看看已成氣候，西南諸省已紛紛響應。同學們天天看報天天著急：我們這里怎么還不見風吹草動呢？沒想到“一夜城頭旗盡白”，蘇州的革命就來得如此神速，同胞尚在夢里，巡撫程德全連座位也沒移，在左右的擁戴下公然改稱都督，還觍著臉說自己早懷此心。人們說，蘇州到底是天堂，一滴血沒流革命就成功了，真是老百姓的福氣。又有人說，學生嘛，開慶祝會列隊入場喊喊口號就可以了，何必風吹日曬練什么兵操？讀書要緊。青年們誰不想在革命中一顯身手呢？聽著心里都涼了。尤其著急的是眼看就快畢業(yè)了又無力量升學的那幾位，只得伺機纏住袁監(jiān)督坦誠訴說。袁先生回答說：“政界不是你們?nèi)サ牡胤?，還是教育界吧，要緊的是培養(yǎng)國民意識?！彼O法把十來個有就業(yè)要求的學生，分別安排在城里和四鄉(xiāng)的小學校里。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被安排在言子廟小學。

　　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草橋中學舉行畢業(yè)典禮。我父親說是十八歲，實數(shù)只是十七歲三個月整。那時中學生年齡一般偏高，大都在畢業(yè)前就結婚了。一同畢業(yè)的同學中，顧頡剛先生比我父親大一歲，這一天正巧是新婚一周年紀念。王伯祥和吳賓若兩位都大四歲，同學們都等著吃他們子女的湯餅宴了。父親真?zhèn)€落后了，在這一年四月十八的日記上掛了一筆，“又：今日為余訂婚之期，坤宅為浙江胡氏，由頡剛、伯祥、彥龍、烈裔、張昌熙等作伐者?！睕]記我母親的名號，尤其前頭那個“又”，顯得根本沒當回事，不過備忘而已，實在叫我感到奇怪。在給顧先生的信函中，我也只找到一處，是訂婚的第二天夜里寫的：“臻郊已晤，朕爻姻事大致成功，唯請勿在外聲揚，恐其索糖索糕，多一宗煩惱也。”“臻郊”是王伯祥先生的號，“其”指得到消息的朋友們。顧先生跟王先生同是媒人，又經(jīng)常碰頭，有什么特地通知的必要呢？如果說有必要，肯定在后半句，不管怎么說，要是讓替我母親做主的二姑母看見了，心里一定會很不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