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進人中，說到開明二字，大家往往會聯(lián)想到1926年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開明書店，還有中國近代出版史上著名的“開明人”“開明風”和“開明精神”。開明人注重出版對社會的文化貢獻，強調出版物質量，不圖名利，絕不茍且；他們孜孜不倦地從事于學問研究，以教育家的態(tài)度來辦書店，一字不茍；他們是非分明，“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正正經(jīng)經(jīng)地出書，實實在在地為讀者服務”。民進中央于1988年創(chuàng)辦的為教育事業(yè)服務的圖書出版機構——開明出版社，繼承了老開明書店文化傳統(tǒng)?？梢哉f，“開來而繼往，明道不計功”，是民進人共同的價值追求。（詳見王楨：民進人的開明情，《民主》雜志2017年7期）

開明書店《中學生》雜志部分編輯與作者拍攝于1936年的合影，葉圣陶、章錫琛、傅彬然、徐調孚、金仲華、賈祖璋和顧均正，除開明書店創(chuàng)辦人章錫琛外全是民進人。

　　那么，追根溯源，在開明人中，到底有多少民進前輩？除了我們熟知的葉圣陶等人外，還有哪些我們并不熟悉的民進前輩？他們身上，又發(fā)生了哪些體現(xiàn)開明精神的動人故事？在此，謹作一個簡要介紹，以表達緬懷敬仰之情，同時也是拋磚引玉，期望大家提供更多線索。

　　“開明人”主要是指在開明書店工作過的人。在王久安《我與開明 我與中青》（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中列出了開明書店主要編輯名單：

開明書店主要編輯名單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伯祥 王統(tǒng)照 王幼于 王鞠侯 王知伊 豐子愷 葉圣陶  葉至善 盧芷芬 呂叔湘 陳乃乾 張志公 張明養(yǎng) 宋云彬 周予同 周振甫 鄭振鐸 金仲華 歐陽文彬 趙景深 錢君匋 郭紹虞 顧均正 唐錫光 賈祖璋 夏丏尊 徐調孚 章錫琛 傅彬然 覃必陶

　　三十人中，有十五人是民進前輩：既有我們耳熟能詳?shù)拿襁M領導人、創(chuàng)始人如葉圣陶、葉至善、鄭振鐸、張明養(yǎng)，有聲名卓著的民進出版家王伯祥、張志公、顧均正、賈祖璋、徐調孚、傅彬然，有我們熟悉他們的名字卻不一定知道他們也是民進前輩的周予同、金仲華，還有我們并不熟悉的出版工作者盧芷芬、唐錫光、覃必陶?！拔ㄔ肝慕谭螅仡櫺牧Υ帷?。雖然并沒有獲得顯赫的聲名，他們勤勤懇懇，踏實工作，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為開明書店也為出版文教事業(yè)奉獻了自己的心力，獲得了讀者和同業(yè)的高度認可。他們的人生故事，同樣是開明精神的體現(xiàn)。在《民進出版群星》中，我搜集整理了他們的一些資料，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沒有全部展示出來?，F(xiàn)錄如下：

　　“書生兼事業(yè)家”盧芷芬（1910-1960）

　　江蘇蘇州人。曾任開明書店編輯，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輯室主任。民進成員。他從在上海參加校對、編教科學用書開始，到抗戰(zhàn)期間在大后方開拓昆明分店，到抗戰(zhàn)勝利后上海復業(yè)，再到新中國成立前夕轉到北京，他的歷程是開明書店的歷史軌跡的縮影。

　　1931年，盧芷芬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33年進開明書店，與同學周振甫幫宋云彬校對《辭通》。后來兩人給《辭通》編索引，協(xié)助王伯祥編《二十五史補編》（這部巨著奠定了開明書店的學術地位），與周振甫編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在此期間還編輯出版了一本小學語文課本的教學法，編寫中學歷史讀物《王安石》。

　　八一三戰(zhàn)爭爆發(fā)，開明書店損失達全部資產(chǎn)百分之八十以上，總店一方面遣散部分職工，留下少量編輯人員發(fā)一點生活費，一方面排除大部分同人轉移內地尋找出路。盧芷芬先去老家安頓家屬，返回上海后建議總店開通沿海道途經(jīng)香港、海防轉滇越鐵路迂回溝通滬渝的圖書紙型運輸通道?？偟瓴杉{了他的意見并派他前往昆明落實。他和妻子王漢華（王伯祥先生之女，也是民進成員）以開明書店昆明分店為據(jù)點，千方百計接通關系，搞活了業(yè)務。在艱難的時事中，他鍛煉了一套應付復雜環(huán)境的辦法，機敏、樂觀，以豪爽的笑容感染著每一個人。在昆明堅持六年間，他同昆明文化人士結下了親密友情。巴金來昆明寓居開明書店庫房，在此期間兩人飽日軍轟炸之苦，戰(zhàn)后巴金常常對人開玩笑說自己和盧芷芬都成了“身經(jīng)百炸”之人。西南聯(lián)大的一批教授，很多都是開明作者，如顧頡剛、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唐蘭、沈從文、華羅庚、羅常培等人課余常來小坐，有時教授生活發(fā)生困難要變賣一些衣物，在書店門口擺地攤，開明同人便為他們搬出板凳吆喝。有次沈從文進城辦事家在郊區(qū)回去沒有路費，還是盧芷芬讓妻子接濟。當時西南聯(lián)大編的《國文月刊》雜志在桂林開明書店總辦事處出版，稿件往返事務由盧芷芬經(jīng)手。著名教授陳望道稱贊他是“書生兼事業(yè)家”，兒女們則稱他是“快樂的書生、練達的事業(yè)家”。

盧芷芬在抗戰(zhàn)期間主持的開明書店昆明分店

　　抗戰(zhàn)勝利后，幫助葉圣陶全家和開明同人、家屬歷經(jīng)艱險乘坐兩只木船從重慶返回上海。因抗戰(zhàn)期間工作突出，盧芷芬被升為總店襄理，與其岳父王伯祥（襄理）章錫珊（協(xié)理）等一起協(xié)助總經(jīng)理范洗人主持總店業(yè)務。1948年，國民黨在東北華北大勢已去，一直心向革命的他大膽建議運輸一部分圖書紙型到北平再設法找關系轉入解放區(qū)，以備應用。這個建議當時雖為少數(shù)人反對，但最后還是通過了。盧芷芬便又受命去執(zhí)行這個計劃，1949年1月，盧芷芬陪同葉圣陶、傅彬然乘輪船到達香港，隨即經(jīng)過夏衍介紹乘坐商船到山東解放區(qū)石島，又經(jīng)過濰坊、天津輾轉來到北平。北平解放后，中小學開學急需教科書，恰好他力主運來的紙型派上了用場，趕印了一批開明課本，還印制了一批茅盾的《蘇聯(lián)見聞錄》和胡繩的《二千年間》等革命書籍。

　　三月中旬，葉圣陶、傅彬然等北上到達北平后，創(chuàng)辦《進步青年》，葉圣陶主編，他負責出版發(fā)行。開明書店北遷后，到天津開辦開明書店分店。華北聯(lián)合出版社（即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成立后，他擔任副經(jīng)理，后來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曾任總編室主任，幫助社長組織各個編室工作，組稿、編審教材，聯(lián)系造紙廠、印刷廠、裝訂等，可謂鞠躬盡瘁。一九五七年夫婦都被誤劃為右派。此時王伯祥先生的女兒、兒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們大多是民進會員。下放勞動中，因病得不到醫(yī)治含冤去世。1979年，巴金寫的《關于龍·虎·狗》一文在美國《僑報》刊出，文章出口轉內銷后在國內引起震動，才使盧芷芬的改正問題終得解決，其空骨灰盒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參見盧元鎮(zhèn)：盧芷芬之死：語文教材改革風波的余波，炎黃春秋2011年第五期）

　　又一位“出版全才”唐錫光（1905-1994）

　　著名人士章士釗，曾稱贊過徐調孚是“出版全才”。在開明老人王久安眼中，老編輯唐錫光也是一位 “出版全才”。

　　唐錫光（1905-1994），浙江嘉善人，民進成員。曾任上海開明書店校對、編輯，并長期主持開明書店出版工作，建國后任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部、資料室主任。

　　他在上高小時是顧均正的學生。1930年考進開明書店，被分配在《中學生》做編校工作。當時顧均正也在《中學生》雜志工作，頗得其關照。在顧均正、葉圣陶的影響下，工作勤懇踏實，深得信賴。在此期間還翻譯出版了一些童話譯著，如《魯賓遜漂流記》《大人國》等。后去出版部工作，負責排印裝幀等具體事務性的工作。

　　為了使出版、印刷能夠貫徹編輯部門的要求和意圖，真正做到精益求精，開明書店遴選極有能力、富有學識的編輯來擔任出版部門負責人。例如，曾經(jīng)較長時期擔任開明出版部主任徐調孚、唐錫光兩人，徐調孚本人是一個作家，他對古代文史有研究、有著作，對新文藝、兒童文學也有貢獻；唐錫光從事科學普及工作，對外國科普作家有研究自己也從事著譯。按照他們兩位的專業(yè)和才能，當出版部主任似乎不恰當。但是，他們毫無怨言，相反，他們每天埋頭在繁瑣的出版事務工作中，經(jīng)他們的手發(fā)排的書稿、校樣以及圖版等，幾乎從來不發(fā)生錯失。他們那種兢兢業(yè)業(yè)的極端負責的工作精神，實在令人敬佩。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一句話，因為他們把開明作為一個文化教育工作單位來看待，他們有強烈的事業(yè)心。（參見：王知伊：開明書店紀事，中國出版史料現(xiàn)代部分第一卷，上。）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唐錫光隨開明同人去內地發(fā)展開明事業(yè)，是《中學生戰(zhàn)時半月刊》的八名編委之一。抗戰(zhàn)勝利后回上海，任出版部主任。主持《抗戰(zhàn)八年木刻選集》的排印。他建議把原來直排書排在文字中間的標點符號，改排在文字的右下角，使讀者看起來更舒服，后來開明版一直沿用，同行們稱之為“開明標點”。

　　1950年開明書店遷京后，唐錫光任辦公室主任。據(jù)開明老人王久安在《我與開明我與中青》一書中回憶，1950年，開明書店董事會正式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根據(jù)出版總署指示，開明總管理處和編譯所于同年6月遷往北京?？偸鹋沙鼋馉N然、沈靜芷、史育才三名代表，董事會由章錫琛、范洗人、傅彬然三人，職工代表由顧均正、唐錫光、章士敭三人一起參加業(yè)務委員會。1952年開明與團中央的青年出版社合并時，在籌備會上，原開明的同人唐錫光提議叫“中國青年出版社”，意思是專為中國的青年人出書的出版社，這一建議立刻被董事會接受。中國青年出版社成立后，任出版部副主任、主任，后又擔任資料室主任。1986寫下《開明的歷程》一文兩萬余字，編入《我與開明》紀念開明書店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文集，為后人留下了一篇十分完整的開明創(chuàng)業(yè)史。

　1946年上海開明書店同仁參觀聯(lián)華影院時合影（前右者為葉圣陶，左一坐者為唐錫光）　　

　　“高效率的多面手”覃必陶（1913—1986）

　　覃必陶（1913—1986），湖南寧鄉(xiāng)人，長期擔任開明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工作。民進中央文化出版委員會委員。

　　在加入開明書店前，覃必陶曾當過多年的中學老師，中文、英文、歷史等各方面水平都很高。他為店內辦的文化補習班講過多堂課，不但課講得好，學識也極豐富，頗有學者風度。開明書店內部從普通員工到經(jīng)理，幾乎人人都稱覃必陶為“覃老師”。葉老和開明書店的負責人十分贊賞覃必陶的能力，稱他為“高效率的多面手”?！　?/p>

　　覃必陶于1933年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肄業(yè)，進開明以前曾在桂林幾所中學教書。1939年開明同人在桂林復刊《中學生》雜志，由于葉圣陶不在桂林，公推由傅彬然牽頭，改名為《中學生戰(zhàn)時半月刊》。為了增加編輯出版力量，在傅彬然的推薦下，覃必陶于1943年進了開明，很快成了開明編輯部的得力編輯。他發(fā)現(xiàn)胡繩在《中學生戰(zhàn)時半月刊》上已連續(xù)發(fā)表有關歷史方面的文章，認為觀點鮮明，文字生動，內容豐富，應當匯集起來出一本冊子，一定會受到青年學生的歡迎，便征得作者同意，出版了一本《二千年間》的歷史知識讀物。因胡繩本名不宜暴露，就按刊物上的署名“蒲韌”為筆名。此書出版后曾轟動一時，成為開明的暢銷書。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覃必陶隨同開明書店返回上海，投入了更加緊張的編輯工作。他一邊繼續(xù)加工整理從桂林帶回的一批歷史讀物，一邊應《英文月刊》主編張沛霖邀請擔任《英文月刊》編委，還和葉圣陶葉老一起編《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當時社會輿論對國民黨政府“國定”的語文課本的反感越來越強烈，迫切希望開明書店由葉老主持出版一套新穎的語文課本。覃必陶自己當過老師，深知所謂“國定”教本是為蔣介石的黨化教育服務的，簡直就是封建朝廷的“欽定”本，提倡封建復古，害人不淺。葉老親自找到他，鼓勵他接受了這一重任，從此，按照葉老制定的計劃和要點，每日加班加點工作。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分甲乙兩種本，甲種為白話文，六冊，乙種為文言文，三冊。作者葉圣陶、郭紹虞、周予同、覃必陶四人中除郭紹虞外都是民進前輩。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間，由開明書店陸續(xù)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新中國成立后，新的教材一時來不及編出來，不少省市繼續(xù)采用這套讀本作為教材。它不僅體現(xiàn)了民進前輩的治學編書的勤勉踏實、用心創(chuàng)新，還體現(xiàn)出他們的政治擔當。覃必陶在回憶中說，“讀本的選文既然要表現(xiàn)現(xiàn)代精神，有些選文就難免讓國民黨反動派感到刺痛。新編國文讀本第六冊選收了吳晗《哭一多父子》一文，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悼念文，對死者的哀痛越深沉，就反襯出對兇手的憤恨越強烈。真正的兇手是誰呢？這是用不著明說的?！边@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里，“有所愛，有所恨”的開明風，令人肅然起敬。

　　新中國成立后，覃必陶隨開明書店同來北京，他一到北京，就被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圣陶和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委員的傅彬然“扣留”，要借調一段時間編寫一部《外國史》的新課本，直到這部書編完，才“放”他回開明。不久，開明和青年合并成立中國青年出版社，覃必陶被任命為社科編輯室副主任，后又任命為主任和編委。在中青社的30多年中，覃必陶曾編輯出版過數(shù)百部歷史讀物，如包括裴文中的《中國石器時代的文化》、嵇文甫的《春秋戰(zhàn)國思想史話》、吳啥的《中國歷史常識》、沈起煒的《隋唐史話》和顧頡剛的《中國史學入門》等，還培養(yǎng)了宋嘉沛、王振電和洪鵬等青年編輯。

　　抗戰(zhàn)勝利后，開明書店復員上海，許多開明前輩參加了當時日益高漲的愛國民主運動，和民進前輩有很多交集。在下關事件發(fā)生后的1946年6月26日，《文匯報》刊載《我們抗議》一文，發(fā)表言論的葉圣陶、鄭振鐸、傅彬然、徐調孚、夏衍、顧均正、覃必陶、微子，除夏衍外都是開明前輩，而開明人中有一位民進創(chuàng)始人之一鄭振鐸，余下除了袁微子先生不可考外其余都在后來加入了民進。